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，可以面见皇帝的官员毕竟不多，和皇帝在一起的时间毕竟短暂，相反，公务员每天都要见顶头上司的面，要在顶头上司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不把顶头上司侍候好了，慢说升迁无门，小鞋你就穿不完，衙门里的脏活、累活，你不干谁干?卖力不讨好、得罪人的工作，你不做谁做?这就好比夫妻过日子，老丈人住在外面，过年过节才见上一面，你不把老婆侍候好了，这个日子没法过。
在皇帝跟前顶着干的公务员，大多都是正直的读书人，他们认死理、重气节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。得罪了皇帝，大不了丢了饭碗，再倒霉一些，也就是打屁股而已，明朝是这样，宋朝连屁股也不打。丢了饭碗，我回家卖红薯，照样不会饿死;屁股挨了打，过几天就会痊愈，起码在气节上，我赢了，保不准被史官记上一笔，从此青史留名;就算不能青史留名，将来在子孙面前吹吹牛，也很有面子：想当年，老子如何如何。可是，与顶头上司叫板，吃的眼前亏，肉体很可能被折磨之外，精神上的压力也够呛，而且绝对无回报，实在划不来。
古代的公务员，无论是不是言官，都喜爱做言官的工作，原因之一，就是皇帝不杀言官。所以，历朝历代的言官，都十分的牛气。言官就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，宰相刘罗锅有一个外号，叫“刘三本”，即每天上朝有事没事都要上三本奏章，表现不错，只是动不动就说一句“奴才如何如何”，实在大煞风景。宋明时代言官论事，口中说“微臣如何如何”，达到的效果却丝毫不“微”，许多时候会把皇帝气得七窍冒烟。
古代公务员不怕皇帝怕上司，说的是现象，道的是气节和政治良心。皇帝是国家的领袖，如果公务员都与皇帝顶牛，且不论皇帝施政对与错，那就不好了，国家岂不乱套了?皇帝也是人，也需要得到群臣的尊重，如果事事都做得不顺心，那么，他做皇帝还有意思吗?也难怪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不怎么爱上朝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公务员都抱着怕上司的心理去行政，假如上司制定的规章制度是错误的，下属也照章执行，到头来吃亏的那就是老百姓了。在赵炎看来，怕与不怕之间，还有一个辩证的问题：公务员重气节、讲良心，心中装的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，那么，他什么也不会怕;真正有所怕的公务员，其实多为无气节、失去良心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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